《论语》导读
一、 孔子与《论语》孔子，公元前 551 年夏历八月廿七日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属山 东曲阜)，卒于公元前 479 年夏历二月十一，享年 73 岁。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六世祖孔父嘉在宋国的一场内乱中被杀，其子逃到鲁国定居， 遂姓孔。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是鲁国有名的勇士，曾立战功。叔梁纥晚年，与一颜氏少女结婚，祷于尼丘山而生孔子，孔子生而头上凹陷，故名“丘”，字仲尼，“仲”表排行第二， “尼”即本尼丘山。后世封建王朝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人们提到孔子， 一般就称“孔子”，因为先秦学说的代表人物或文化名人常称“子”，有尊敬的意思，故称孔 子比较合适。称“孔丘”，直呼其名，不尊敬。称“仲尼”，亲切有之，尊敬则不够。称“孔
老二”，当然就很不尊敬了。至于“至圣先师”、“文宣王”之类，除了祭孔时外，很少有人 这样称呼。
孔家“宋国贵族后代”的身份，在鲁国没什么用。尽管叔梁纥凭力气立了些战功，但孔 家的社会地位仍不高，只是相当于平民而已，故《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也自称“少 也贱”。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就去世了。
孔子毕竟是贵族后代，继承了贵族重视文化的良好传统。鲁国是周公封地，尚礼气氛很 浓。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作为贵族后代的孔子，自然受到了强烈的熏陶。他为儿戏时，就 常习礼仪。稍长，孔子一边劳动以维持生计，一边刻苦自学，并虚心向人请教。他干过多种 “鄙事”，当小秘书，管理牛羊，保管仓库，驾驶车辆，样样都干得不错。“礼乐射御书数” 这六艺，艺艺在行。于是，孔子声名渐起，他就开始收徒办学。
鲁国实力派贵族孟僖子临终前，留下遗言，要儿子孟懿子拜孔子为师学礼。(见《史记》) 后来，孔子又赴周“进修”学礼，并与老子论学。他回鲁国后，来学者益多，影响益大。
孔子 51 岁那年任鲁国中都宰，继而又任司空，52 岁升任大司寇，55 岁又兼任代理宰相。
孔子在为官期间，内政外交，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但是，他与鲁国实权派“三桓”政见不 合，在代理宰相数月之后便辞职，离开鲁国，到别的诸侯国谋求发展。 孔子到过卫、宋、陈、郑、蔡、楚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国君的礼遇，但始终没 有被委以官职，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旅途之中，屡遭困厄，人们说他“累累若丧家 之狗”。
孔子周游列国无所遇。68 岁那年，他回到鲁国定居，一直到去世。回到鲁国后，他主 要做了三方面的事。一是继续办教育，培养学生。二是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诗》、《书》、 《易》、《礼》(现称《仪礼》)、《乐》(附于《诗》的乐谱，已亡佚)、《春秋》，号称“六经”， 一般认为都是孔子整理或编撰的。三是评论时政，当政治顾问。孔子是鲁国前大司寇，前代 理宰相，又是著名学者，是当时许多要员的老师，在鲁国很有影响。更重要的是，孔子始终 没有忘情于政治。因此，他常就鲁国政治发表评论，政界要人，包括“三桓”之一的季康子 和孔子的一些学生，常就某些问题向孔子请教。当然，孔子的有些意见被采纳，有些则未被 采纳。孔子与鲁国实权派政见上的不同，始终没有消除。 孔子的言行事迹，主要见于《论语》、《礼记》、《左传》、《荀子》、《史记》等书中。其中 当然以《论语》最为集中，也最为可靠。
《论语》共 20 篇，乃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编。《汉书·艺文志》云： “《论语》者，孔 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 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或云，言语符合义理谓之“论”，与人答问辩难谓之“语”。
《论语》记录孔子的思想言行，也有不少是孔子弟子的思想言行，主要是纪言，绝大部分是 三言两语，甚至只是一句，因此，《论语》被人称为“语录体散文”，又以多格言著称。
孔子之道，博大精深。颜渊曾喟然赞叹道：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 在后。”颜渊能“闻一知十”，又亲承孔子指授，于孔门中为头号高足，他尚且感到孔子之道
如此难以把握，何况别人！
西汉时，中央政府定《论语》为专门之学，设博士专门研究、传授。《隋书·经籍志》 将《论语》列入《经类》。宋时《九经》中有《论语》，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 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合编为《四书》，并为作集注。明、清官方将朱注作为科举考试 的标准，朱注《四书》遂为读书人的必读书，影响之大，罕有其匹。
古往今来研究《论语》的著作极多。日人林泰辅《论语年谱》，著录历代研究《论语》 的著述达三千种之多。影响比较大的有这样几种：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宋·邢昺 《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即《四书集注》本)，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近人杨伯 峻、金良年都各自著《论语译注》行世。叶圣陶编《十三经索引》，可以很容易地查到包括 《论语》在内的《十三经》中的任何一句话的出处。
二、 《论语》论“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 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爱人”。孔子极力鼓励人们 “为仁”。
孔子说：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 “仁远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可见为仁并不难。但孔子从来没有以仁许当时的任何人，就是他本人，也 从不敢以仁自居：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可见仁又不容易做到。
说仁不容易做到，是把“仁”作为一种完美的道德境界来理解。这种境界完美地体现“仁” 的观念。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就都能完美地体现出“仁”。这种境界，当然不 是容易达到的。说为仁不难，是把“仁”看做向作为道德境界的“仁”前进的具体进程，或 者说是实践活动。尽管“仁”的境界很难达到，但向着这个境界有所前进，则并不是难事， 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人们不能因为“仁”的境界难以达到而不敢向这一境界努力，不能因 为某些具体的努力容易为而不屑为，也不能将向“仁”这一境界前进中达到的某些阶段错当 成“仁”的境界而停止前进。
人们都应该不断地向“仁”这一境界努力。《里仁》云：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 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达到这一境界固然难，坚持下去也不容易。
孔门弟子之中，颜回也只能“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本人，虽然 没有以仁自许，但坚持不断地为仁，则是他平生自负之处：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 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而已矣。”因此，为仁贵在坚持。
坚持到什么时候？坚持到生命结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 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了成就“仁”，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
大家都向“仁”这一道德境界努力，大家都“爱人”，这世界充满了爱，会变得多么美 好！
三、 《论语》论“礼”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来处理？总得有个准则，这个准则， 就是“礼”。当然还有法，但法也是由礼出。“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 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充当 不止一个的社会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会角色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行为当如何，当然 就无法自立于社会。
具体说来，《论语》中言礼，大致言其有互相联系的三大功用。
第一，礼能创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礼所示相应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行事，整个社会，上下尊卑，各有所序，各有所司， 井井有条，安定和谐。若有矛盾，大家依礼为准，达成共识，矛盾也就消除了。这样，社会 自然就容易治理了。故云：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云：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第二，礼能明示行为规范。行为必须有个规范，有个标准，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 礼就是这种规范，或云标准。人们的行为，从各种典礼一直到举手投足，都要依礼而行。例
如，恭敬是一种美德，但过度的恭敬就显得卑下，不够恭敬又显得傲慢。那么，怎样才算恰 到好处的恭敬？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以礼为标准。今人常说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
什么为标准？也是以礼为标准。当然，古今之礼，大有差别。《泰伯》中孔子说： “恭而无 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无疑都是美德， 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因此，孔子云：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 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三，礼有文饰作用。一个人本质很好，心地善良，清纯无邪，这当然是不错的。如果 他对待人接物、周旋应对等种种礼节一无所知，不知怎样跟人交往、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 大遗憾，正如质地极好的物品未加文饰，还不能称完美。因此，对一个人来说，礼还有文饰 的作用。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的回答中就有“文之以礼乐”一条。
孔子又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质虽美，但还有待于礼的文饰。现代社会中的公 关礼仪，不就是一种“文饰”么？
孔子所说礼的这三大功用，现代社会的礼也是同样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古代的礼，包 括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属于“法”的内容。因此，现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不如古代社会中 礼所起的作用那样广泛和重要。
礼本身是无为的，归根到底，它的种种作用，还要通过人体现出来。因此，人如何守礼， 还大有讲究。
《八佾》中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回答，礼之本不在形式，而在感情。儒家又说，“礼顺 人情”，也是这个意思。人情或感情是什么样的？当然是符合“仁”的各种美好的道德情操。 因此，行某种礼，就应该具有或应该注意培养与此相应的感情，否则，守礼就徒具形式，丧 失了它的意义，起不到它应起的作用。孔子参加丧礼，这一天就不唱歌。孔子在有丧事者旁 边吃饭，就不忍吃饱，为什么？行此礼，有此仁心。孝子行三年之丧，要确实怀有孝心，否 则，即使三年中恪守居丧之礼，又有什么意思呢？不是“伪”么？《阳货》中孔子云： “礼 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乐只是形式，那么，感情才是内容，是 本。后儒行礼，大多只注重礼本身而舍其本，无真情实意，故反儒者常攻击儒家所尚之礼为 “伪”。其实，非礼伪也，乃行之者伪也。我们行现代社会之礼，也要注意这一点，评论别 人行礼，也要用这样的眼光。前者是不以“伪”欺人，后者是不被人之“伪”所欺。
孔子之世，夏商之礼基本上只是以历史文化的形式存在。周礼实际上也已很少真正实行， 即如向以尚礼著称的鲁国，周礼也已残缺不堪。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因此，孔子主张“复 礼”。复行周礼么？不尽然。在孔子看来，周礼的礼乐文化，远胜夏商，但夏商之礼，也不 无可取之处。因此，孔子欲复之礼，当是集三代之长的礼。颜渊问为邦之法，孔子答云“行 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就是取三代礼之长而行之。
礼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孔子也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看到三代之礼在相承中有增删，并承认这种增删的合理性。但礼的发展变化会到什么程度，皮毛会改变，筋骨会不会改变？孔子没有明确的论述。后儒注重沿袭周礼，反对变革，更反对根本的变革， 认为三礼是经典。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的政治设置和朝野的各种礼仪，甚至
国家的法律和民间习惯法，基本上都是以周礼为蓝本的。社会在发展，礼还主要是周礼，这 礼当然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礼的主要部分起了维护封建统治、阻碍社会发
展的消极作用。
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礼？当然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礼。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中仍适 用于今天的礼，当然也要毫不吝惜地抛弃那些已陈腐的礼。我们还要吸收适合我国国情的外 国之礼，当然也不能盲目引进与我国国情相违的礼。此外，我们还可以对传统的和外国的礼 加以变化改造，使之适合于我国现代社会。
四、 《论语》论孝、悌、忠、信、智、勇、恕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是从他与社会、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体现 出来的。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人类的其他种种美德，都包括在“仁”之中，或者说， 这些美德都是“仁”在某些方面的体现。
《论语》中讲得比较多的美德，主要是孝、悌、忠、信、智、勇、恕，下面略作介绍。 孝、悌。孝是敬爱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学而》中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爱父母，爱兄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广爱心，爱及社会而成仁德，所以说孝、悌乃为仁之根本。《论语》中悌讲得不太多，不外要顺从兄长，对兄长恭敬有礼。孝讲 得比较多。如何做到孝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仍具意义。
一是能敬。子游问孝，孔子云：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孝道之要在于敬。赡养父母，若只满足于使父母免于冻饿之患，则与养犬马有 什么区别呢？《礼记·祭义》引曾子语云：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这也是强调行孝当以尊敬父母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 则未必能行大孝。给父母长辈创造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 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问题，后者是“为不为”的问题。认为谁给父 母钱物最多谁就是最孝，这实在是孝的误区。因此，孝父母长辈，首在于敬。真正能敬者必 “能养”。
二是能谏。君有过不谏，是谓愚忠；父有过不谏，是谓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有过，父母有过，儒家都主张必须谏。父母有过而能谏，方能称孝。孔子说： “事父母， 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谏要注意两点。一是谏时不能声色俱厉，而是“几 谏”，“几”，微也。二是谏而不听，必须一直谏下去，且终不失其敬，终无其怨。孟武伯问 孝，子曰： “父母唯其疾之忧。”孝子当以父母的缺点为忧。能忧而后能谏，谏而父母能改 正缺点，父母改正缺点而能免于祸患屈辱。能使父母免于祸患屈辱者，当然是孝子。后来的 荀子也认为，大孝之人，不应该盲从父母，孝子当是“争子”，“父有争子，不行无礼。”争 者，能谏也。
三是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子夏问孝，孔子曰：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 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出力为父母服务，有了美食先敬父母，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 的内容，并不难做到，只有“色难”。“色难”，色养为难也。“色养”就是子女的颜色表情，要使父母愉悦。父母爱子心切，子女的不顺心之事，会使他们难过。子女要体察父母的这种爱子之心，就尽量不要使父母为自己难过，因此，有忧患，有愠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 不能行之于色。一个人，如果真正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就应该谨于守身，免辱身以贻父 母羞，免伤身以贻父母戚，免行为无常以贻父母忧，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色养”。
忠、信。《论语》中提到“忠、信”之处甚多。孔子两次说应该“主忠、信”。孔子的四 大教学内容就是“文、行、忠、信”。
先讲“忠”。朱熹云“尽己之谓忠”，亦即尽心尽力之意。《论语》中讲的“忠”，不是特 指对国君的“忠”。尽心尽力为别人操劳，这就是“忠”，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曾子“吾日三 省吾身”，所省即有“为人谋而不忠乎”一条，反省自己为人谋划是否尽心尽力。某“鄙夫” 向孔子请教，孔子也竭尽所知以告，这也是“忠”。当然，《论语》中所讲“忠”也包括对国 君的“忠”。《八佾》云：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再讲“信”。朱熹云“以实之谓信”。实事求是，诚实不欺，讲信用，言而有信。《学而》 中孔子提倡“谨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个方面，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一项。 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平天下，“信”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政》中孔子云： “人而 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儿，小车无兀，其何以行之哉！”《宪问》中孔子将“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列为完人的一大标准。《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情”是 “诚实”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谐一致，办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你一贯讲信，别人也会信任你。孔子言志，其中就有“朋友信之”一项，足见孔子将信 看得很重。与人相处，与人共事，取得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为政尤是如此。子张云： “君 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孔子更是说“民无 信不立”。 做到信，必须充分注意两点。一是“信”要合于道义。《学而》中孔子云： “信近于义， 言可复也。”所作承诺要合于义，方可履行而有意义。所作承诺如果不符合道义，为了保全 “信”而去履行之，那就违背道义了。孔子所说“君子贞而不谅”，也是这个意思。据朱熹 注，“贞”是正而固的意思，“谅”则是不择是非而必信。二是发言论、作承诺要慎重。《论 语》中多次说到要“慎言”。如： “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先行其言而后 从之”，“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等等。如果轻易作承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法履行，或 者轻易发议论而变化无常，前后矛盾百出，哪里还谈得上信？
智。《论语》中，“智”都作“知”。因此，《论语》中的“知”字，有些是“知识”、“知 道”的“知”，有些则是“智慧”之“智”，读音、意思全不一样。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宪问》中，孔子云，君子之道三，其一即是“知者不惑”。孔子“四十而不惑”，也就 是说，他四十岁时就成了智者。“不惑”是无所疑惑之意。“智”即是“不惑”。《宪问》又将 “智”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
《 论语》中的“智”，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明白事理。樊迟问智，孔子云： “务民之 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为什么要敬鬼神？因为老百姓相信鬼神，为政者不敬鬼神， 就不能利用鬼神治理百姓。为什么要“远之”？因为鬼神不能赐福，为政者不能把希望寄于 鬼神赐福，不能一天到晚向他们祈福。为政者不能做到“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不明白事理， 就是不智。能敬能远，才是智者。当时有个叫臧文仲的大夫，以“智”闻名于世，但他亵渎鬼神，造了一座豪华的建筑来藏一个大乌龟壳，这当然是极不明事理的事，故孔子说他“何如其知也！”孔子的学生宰予想当仁者，想为仁，但他怕因此遭人算计。孔子说，君子是不会被人蒙骗的。当然，仁者一定是君子。智者未必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智者，一定明白事理，不会头脑简单，轻易上人家的当，作无谓的牺牲。
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跟人相处、交往。不知人，何以在与人交往、 相处时采取合适的举动？何以择师择友以益其学问道德修养？何以选人任事以成其功？因 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须知人，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别人。樊迟又一次问智， 孔子回答“知人”，知人方能“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用有道者来教化鄙野无知者或邪恶者。孔子说：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要做到“不失人”、“不失言”，当然先要“知人”，并且明白事理。
勇。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种美德。虽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个仁者，必须先做勇者。孔子将“勇者不惧”列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将勇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
什么是勇呢？《论语》中的勇，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气，如“卞庄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为，如“见义不为，是无勇也”。主要是指后者。要做到勇，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勇必须合于礼，合于义。孔子说： “勇而无礼则乱。”子路问： “君子尚勇乎？”孔子说： “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恶勇而无礼者”。合于礼、合于义的事，敢作敢为，当然是好的，但不合于礼、不合于义的事也敢作敢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勇必须以礼、义节之。
二是勇必须与敬、智结合起来，不是一味蛮干，作无谓的牺牲。有一次，子路见孔子称赞颜回，便说： “子行三军，则谁与？”以为非他子路莫属。不料孔子说：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门之中，子路最勇，他也以此自负，但在孔子看来，子路之勇，乃“暴虎冯河”之类，徒作无谓牺牲而于事无补。勇必须与敬、智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作用。“临事而惧”，敬也；“好谋而成”，智也。
恕。孔子对曾参说：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认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上文已论之，恕是什么意思呢？朱熹说“推己之谓恕”，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子贡问孔子：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恕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仲弓问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可知恕确实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们说话办事，设身处地为有关人考虑，这也是恕。当然，恕必须合于道义，必须与“智”相结合，否则易被邪恶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五、 《论语》论教与学
《论语》中充分强调“学”的重要性。在《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仁、智、信、直、勇、刚是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
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这些话有某些偏见，但强 调学的重要性，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则是不错的。
孔子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他强调将学习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文学技艺次之。这正是后世常说的德和才的关系。
孔子的道德修养水平当然很高，但他绝不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更不是后世人们所称的那种“老夫子”。他多才多艺，坦然地称自己“多能”。那么，孔子过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是从哪里来的呢？孔子从来也不以“生而知之者”自许，只是以“好学”自负。他说自己“学而不厌”，又说：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过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来自他过人的好学。我们只要过人地好学，就完全能获得过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
好学也是不易做到的。被孔子称为“好学”的人，除他自己之外，一是颜回，二是孔文子。孔子不将“好学”轻许人如此。
那么，怎样才算好学呢？《学而》云：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又云：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好学者必须刻苦学习，不应分散精力，过多考虑改善物质生活。
好学又贵在坚持，不断前进，永不停止。为学“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夏也说： “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冉有说： “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批评他： “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至于懒惰不肯勤学的宰予，更是被孔子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青年人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抓住大好时光，认真学习。孔子云：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又云：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然老年人是不是可以不学了呢？不是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好学还是不够的，更要善学。怎样善学呢？有好多方面。“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人有可学之处，我以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善学；人有不是之处，我以他为鉴，这更是善学。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尤其难能可贵。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贡问为仁，子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颜回在这方面就很欠缺。他听孔子讲学，“无所不说”，“闻一知十”、“不违如愚”，不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也不提出新问题。他与同门也交往不多，更少切磋。如果他在这方面做好了，他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进步会更快。
与“学”相关的是“教”。孔子是众所公认的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绝大部分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兹择要介绍。
一是“有教无类”。这是孔子的话。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还有“贱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就品格而言，闵子骞、曾参等何等高尚，子张则未免卑下。孔子说：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有人说，交了束脩他才肯教，可见他并不是“有教无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向孔子交束脩，就是行弟子礼，亦即列为孔门弟子之礼，孔子当然要负起教弟子之责。那么，未列为孔门弟子的，孔子是不是不教呢？不是的。上至国君，下至“仪封人”那样的小官，甚至是“鄙夫”，孔子都尽力解答他们的问题。因此，“有教无类”还可以作超越“收学生”这个概念来理解。
二是“诲人不倦”。这与“学而不厌”、“好学”一样，是孔子生平自负之处。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我国教师学习的典范。
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先进》云： “子路问： ‘闻斯行诸？’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 ‘闻斯行诸？’子曰： ‘闻斯行之。’公西华曰： ‘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 ‘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四是启发教学。在《述而》中，孔子说：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此问题憋于胸中而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教师举一隅，而学生尚未以三隅回证一隅之理，亦即未能推广之并融通其理，则教师不重告之，使之思而得之。思而不得，至“愤”、“悱”，然后再行启发。
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的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 “回也非助我者也。”
六、 《论语》论为政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仁政的宗旨，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兹就《论语》中所及择要介绍。
首先，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子路问孔子：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 “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就是使各种社会角色及事物名称规范化，并理顺各种关系，“齐之以礼”，按照礼，循名责实，大家都按礼行事，社会政治秩序也就稳定了。道德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使人民知道善恶美丑，趋善、美而去丑、恶。这样，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当然也就用不到血淋淋的刑法了。为政者的“仁心”“仁德”，于此体现出来。靠政令刑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孔子看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虽然慑于刑法之威，不敢犯法，但没有耻辱之心，道德水平低下，这就未必没有犯法之心，有人还是免不了会犯法。其实，道德礼义的教化和政令法律的威慑，都是必要的，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仅用道德礼义而废政令法律，在政治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二，一是赋税，二是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意思是说，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
为政者的物质生活都是取之于民。要减轻人民负担，为政者就应该节俭。孔子把“节用”奉为治国之道。生活奢侈的为政者，如齐景公、管仲、季氏等，都被孔子尖锐地批评；崇尚俭朴的为政者，如禹、卫公子荆等，孔子极为推崇。
其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季康子问：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云： “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云：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云：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又云：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云：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有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于为政之重要。
其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推行德政，当然要有相应的人才。舜时有能臣五人而天下大治。武王时能臣也只有十人，其中有一个还是女的。人才难得如此，但有德者能得之。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讲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举贤才”。古人很重举贤，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公叔文子荐举自己的家臣僎，让他与自己同列，孔子闻之，赞道：“可以为文矣!”臧文仲压制贤人故意不举，孔子批评道：“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尽其长，尽其才。孔子说，鲁大夫“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同样，能胜任滕、薛大夫之职者，也未必能胜任赵、魏老之职，因为每个职位对任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郑国子产就是这样的专家。孔子说，每撰写外交文书，先由善谋的裨谌起草，再由长于学问的世叔研究分析，再由通晓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是由相国子产亲自润色。在子产相郑期间，郑国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其实，不独起草外交文书，其他政事，子产也多集众长成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七、 《论语》中的哲学思想《论语》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孔子本人，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位哲学家。他并不注重探究诸如世界的本源、人性的本质之类玄妙又远离社会现实的问题。“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过，《论语》中也确实记载了孔子的一些哲学思想，兹择要论述。
(一) 关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也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既要按礼祭祀，唯谨唯敬，又不能指望他们赐福。那么，既然不指望鬼神赐福，为什么还要祭祀呢？《学而》中曾子云：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不过是一种推行教化的手段。后世的神道设教，正由此发展而来。
(二) 关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这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体现，孔子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已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就称之为“天命”，或“命”。至于孔子是否认为是上苍的意旨，有一个天帝在安排着一切，这就不得而知了。有一回，孔子病了，他的学生为他向天地神祷告，他很不以为然。由此可知，他似乎并不认为确有天地神的存在。但是，另一回就不同了。孔子见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子就对天发誓，说他若有不当之处，“天丧予，天丧予！”如果他不相信有天神而对天发誓，这不是欺人么？从此事来看，他又似乎相信有天神的存在。
不管怎样，孔子知道有“天命”存在，知道天命不可违，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尧曰》中，他说：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知命”是为了利用天命，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而求“知命”本身，不也是一种人为的努力么?当然，“知命”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孔子也是位君子，且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其然，岂其然乎？不过，不管怎样，“知命”之说，体现了人们对把握必然性的追求，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三) 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陋，如之何？”孔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四) 关于中庸。中庸是一种方法论。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说文》云： “中，正也。”“庸，用也。”“庸”也可释为“常”。程子云：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云：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当是“中正不偏之常道”之意。既是常道，本无特异之处，但难就难在把握“中正不偏”。因此，“中庸”的核心，就是“过犹不及”。这一命题，见之于《先进》： “子贡问： ‘师与商也孰贤？’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曰： ‘然则师愈与？’子曰： ‘过犹不及。’”凡事都有一定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都是不符合标准。言行都要符合礼，过礼与不及礼，都是不可取的。
《论语》中，孔子作评论，下断语，也有体现这一方法论的。例如，《八佾》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足于乐不能称乐，不是乐；乐过了头，就成了“淫”，也不是乐。哀不足不能称哀，哀过了头就成了“伤”，也不是哀了。又《述而》中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奢是过于礼，俭是不及于礼，二者皆不是中庸。孔子的表情，也常是“威而不猛”。若不足于威就不足以称威，若过于威则就成了“猛”，也不是威了，妙就妙在“威而不猛”，中正不偏。“中庸”当然是极难做到的，具体实践中，不是太过，就是不及，因此，它实在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
《论语》中的大量内容，对我们今天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有的可以说具有永久的意义。但是，孔子及其弟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论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总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发表社会政治方面的议论的。因此，他们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
例如，孔子讲“仁”，虽然统治者要行“仁政”，要“修己以安百姓”，但并不是要求统治者代表百姓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地为百姓谋幸福，更何况，他的所谓“仁政”，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也很难实行，即使有人在小范围内实行，功效也必定有限。他讲礼，根本目的也是维护君权和等级制度，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让百姓规规矩矩被剥削、受压迫。“好勇疾贫，乱也。”在孔子看来，百姓无法忍受苦难而起来反抗，就是作乱，当然就是“不仁”、“非礼”，令他们那些“君子”无法容忍。又如，孔子提倡“三年之丧”，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其腐朽性、落后性也是很明显的。这些论调，早已为社会所抛弃。
此外，《论语》中有些观点，是孔子就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的，并不是普遍性的结论。例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说，就是孔子针对当时叶地的政治状况而发，并不是施行道德教化的原则。叶地的社会政治不安定，此时的为政要务，在于安定民心，如果鼓励百姓相互检举揭发，凡偷鸡摸狗，窃兔攘羊，大小必究，则必然越发混乱，不可收拾，故于小事，不妨不究。如果常规施行道德教化，岂能鼓励父子相互包庇？还有一些观点，本身不够周密，
我们不能错解、错用。例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用来论人、选人则可，用来要求自己则不可。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充分注意。
(赵杏根)
思考题：
1 《论语》中，孔子说为仁不难，但他又不以“仁”轻许人，这如何理解?
2 《论语》中常说的“礼”是什么意思?“礼”大致有哪些作用，为《论语》所重?
3 “礼”与“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4 《论语》中说，孝、悌是为仁的根本，这如何理解?
5 孝道之要，是“能敬”，还是“能养”?为什么?
6 父母有过，为子女者当谏。按照《论语》中的说法，谏父母之过，应当注意哪些
问题?
7 体察父母的爱子之心，是行孝的一个重要方面。试举《论语》中的有关内容阐述
之。
8 《论语》中是如何阐述“信”的?试举有关内容阐述之。
9 《论语》中论“智”，重在哪两个方面?
10 《论语》中是如何论述“勇”的，试举有关内容阐述之。
11 《论语》中，论述学习方法者不少，试举有关内容阐述之。
12 对《论语》中所体现的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一简要介绍。
13 对《论语》中所体现的为政思想，作一简要介绍。
14 对《论语》中所体现的人才思想，作一简要述评。
15 《论语》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